昨晚我又梦见了春芬。
又仿佛看到八十年代的风裹着胡同里煤烟味儿吹过窗棂时，她扎着歪歪扭扭的麻花辫，站在大杂院门口那棵老槐树下冲我笑，露出两颗小虎牙——那是我最后一次清晰记得她的模样。
那年我刚高中毕业，高考落榜后就一直闷在家里。父母单位的宿舍楼墙皮斑驳，楼道里永远飘着各家饭菜的混合气味，而我总把自己关在朝南的小屋里，对着摊开的课本发呆。七月的一天午后，我正用湿毛巾擦着额头的汗，突然听见楼下有人喊我的名字，那声音亮得像砸在地上的玻璃碴。
趴在窗台上往下看，春芬正仰头望着我。她穿了件洗得发白的碎花的确良衬衫，袖口卷到胳膊肘，露出晒得黝黑的小臂。”下来！陪我去趟西直门！”她仰着脖子喊，声音穿透了楼里各家的电视声、孩子哭闹声，直愣愣钻进我耳朵里。
我扒着窗框犹豫。从西单到西直门，要坐三趟公交车，穿过半个北京城。那时我兜里比脸还干净，连买根冰棍的钱都得掂量半天。”我没钱买车票。”我朝下压着嗓子喊，声音小得像蚊子哼。
“我给你出！”春芬像是早就想好了，那股子爽快劲儿，倒像是要请我吃烤鸭似的。
她这话让我更犯怵了——八十年代初的公交车票，公交车票基本上是一毛两毛，来回下来怎么也得三毛多，够买两斤西红柿了。她家那光景，哪有闲钱做这种”没用的事”？
春芬家在胡同深处的大杂院里，我只去过一次。那回是老师让我给她送期末成绩单，一走进那扇掉了漆的永远不用关的大木门的门洞，我就像闯进了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的家。
七八间低矮的土坯房挤在不大的院子里，屋檐下挂满了腌菜坛子和晾晒的衣裳，墙角堆着蜂窝煤和破木箱。一个光膀子的男人蹲在墙角边儿吃饭，见了我直瞪眼睛；穿蓝布褂子的老太太坐在小马扎上择菜，唾沫星子随着说话声溅到菜叶子上。
春芬是家里老六，上面有四个哥姐，父亲前妻留下的大哥大姐早已成家，同母的二姐三姐和小哥挤在一间屋里。她住的那间小耳房，连转身都费劲，晚上得搭地铺才能睡得下。
在那个年代的北京，住四合院的和住大杂院的，像是活在两个世界里。
胡同里的老人常说，看一个人说话就知道根儿在哪儿。
春芬他们那帮大杂院里长大的姑娘，说话带股子野劲儿，急了眼能把祖宗十八代都骂出来。有回我在胡同口听见她跟卖菜的吵架，那一连串的脏话劈头盖脸砸过去，连旁边修自行车的大爷都直皱眉头。
真正住在北京四合院里的人，讲究”骂人不带脏字”。我奶奶就常说，真正的老北京不说脏字骂人，而是用话损人，是拐着弯儿的说，让你脸红。比如见着说话带脏字的人，会慢悠悠地撇嘴：”这孩子怕是小时候拿尿布擦的嘴吧？”这话听着不重，却像软刀子，直戳人家的痛处——暗指对方没家教，出身不体面。所以胡同里那些正经公道儿的人家，都不让孩子跟春芬她们凑在一起，说怕跟着”学坏了”。
我跟春芬能同班，全因那年头按片儿入学。她坐在教室最后一排，上课总爱跟男生传纸条，下课就扎在男生堆逗贫嘴。我埋头在书本里的时候，她已经懂得用胭脂水粉把脸蛋涂得通红；我还在为一道数学题犯愁时，她早就能把胡同里哪个小伙子长得帅、哪个家里条件好说得门儿清。我们就像两条平行线，偶尔在教室这个空间里交汇，却从没有过真正的交集。
所以那天她来找我，实在让我摸不着头脑。但终究还是磨不过她那股子执拗，跟着她钻进了公交车拥挤的人潮，上车她给我买的车票。
那是我第一次去那么远。公交车摇摇晃晃穿过长安街，经过西单商场，西单菜市场，西四中国书店，新华书店，再穿过不知名的街巷，窗外的景象一点点变了样。从熟悉的胡同灰墙，到街上两旁的小买卖，再是渐渐颠簸的土路被车轱辘扬起一阵阵黄土看不到前方的路，再到正在建设中的西直门，看到那片半新不旧的一排排工棚。春茹一路上话不多，只是偶尔在我被挤得快要站不稳时，伸手扶我一把。她的手心粗糙，带着点洗衣粉和铁锈的味道——后来我才知道，她放学后总去废品站帮着搬铁家伙，能换点零花钱。
下车后，我跟着春芬左拐右拐来到一片空旷的工地，在一处围墙，看起来像部队大院的地方停下。门口没有哨兵，只有“精心设计、精心施工，建设首都是工程兵的光荣任务！”的标语，走进围墙看到有几排刷着绿漆的简易房，墙根儿处种着些菜，记得还有几棵向日葵，花盘沉甸甸地低着头。春芬带着我拐进第三排，在一间挂着”值班室”牌子的屋子前停下，深吸了好几口气，才抬手轻轻敲了敲门。
开门的是个穿蓝色工装的小伙子，二十出头的样子，不像是北京人，后来想是转业留在北京搞基本建设的工程兵。春芬是怎么认识的，我不清楚，但是我能意识到他们不熟，是春芬主动去见他来的。
那人看到春芬很是吃惊。而春芬看到他的瞬间，像是被按了开关的木偶，刚才那股子泼辣劲儿全没了。她低着头，脸上挤出我从没见过的忸怩笑容，说话都带着颤音：”王…王，嗯，你今天不忙啊？”
那小伙子不知所措的点点头，目光在我身上扫了一圈，带着点疑惑。春芬赶紧说：”这是我同学，跟我一块儿出来玩，路过你们单位，我想起你就顺路过来看看。”说完又低下头。
我傻愣愣地站在旁边，看着她的模样，心里很不舒服，看着那小伙子拘谨地靠在门框上，我想着怎么催促春茹走。
如今我才明白过来了——那时的我就是多余的电灯泡。
那天到底他们说了些什么，我记不太清了。只记得春芬大部分时间都在傻笑，那小伙子有一搭没一搭地应着，偶尔问两句有的没的的闲事儿。
太阳西斜的时候，春芬终于说：”耽误你工作了，我们也该回家了。”
顿了一下，那人并没有挽留，也没有送出门的意思。春芬只好红着脸，拉着我就往外走。
回去的车上，她一句话都没说，只是望着窗外掠过的树影发呆，脸上那层不自然的红晕，半天没褪下去。
大概过了一个月，秋老虎正厉害的时候，春芬又找到我，在我家楼下。这次她没说陪她去哪里，只是说到胡同口溜达一圈儿。
我们并肩走在胡同里，从我家的东口，走过她家没有停下，又走到胡同西口，胡同里来来往往的人从我们身边有过。她犹豫着突然问：”你知道…男人和女人在一块儿，会发生什么？”
我茫然的摇头，那个年代，我们中学只有一门叫生理卫生的课，讲的多是打仗中受伤怎么绑绷带，遇到原子弹蘑菇云要趴下，眼睛保健，女孩子每个月来例假的事情是不齿的，因为我在同龄人中算是兜底的年龄小，所以，更是不明白为什么有时上操上体育课会有女生红着脸趴在课桌上，不出声，也不出教室。
春芬问我的什么意思，我只是从表面意思理解，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想到什么。
那时我读的书，爱情都是”月上柳梢头”的含蓄，是”执子之手”的庄重，连拉手都很少有描写，更别说别的了。我的表情或许在春芬感觉我傻的可以。
春芬低下头，过了好半天，才磨磨唧唧地说：”就是…就是两个人在一块儿，男的……特别脏，特别难闻…”她的声音越来越小，到最后几个字，几乎被风吹散了。
我木讷的没反应，更听不懂，只觉得她说完之后的脸在夕阳下红得更厉害了，眼睛里却像蒙着一层雾。
后来我才慢慢想明白，那天从西直门回来后，她肯定又自己去过找那个人。
那个年代的姑娘，遇到这种事，跟父母说不得，跟哥姐讲不得，或许我是她唯一能抓得住的人——毕竟，我是唯一见过那个小伙子的人。可那时的我，脑子里塞满了书本里的道理，根本读不懂她话里的慌乱和无措，这也正好成为她吐露心情感受的听众。
再后来，胡同里很少再见到她的影子。有回我路过她家大杂院，看到她三姐，我问春芬呢？她三姐跟我说，老六这是”魔怔了”，天天学到后半夜，费电，买书费钱，她自己不去想办法挣点补习费，谁供的起？我妈没工作都还是我们供养着。
三年后，我已经工作，每天都会踩着自行车穿过胡同路过她家大杂院。
那天刚下班又遇到春芬的三姐，她抱怨着春芬考上了大学，还是在外地，她妈让他们哥哥姐姐给这个小六攒钱，供她读书。
后来我又听说她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一个令人羡慕的机关单位。
从那以后，我很少再见到春芬。
偶尔碰到春芬的三姐能听到关于春芬的只言片语，说春芬结婚了，男的是铁路司机。又听说春芬离婚了带着一个女儿。
有次听三姐提起她，不知因为什么事，三姐咬牙切齿的一堆脏话，骂她不懂感恩，只顾自己，对她的侄男侄女不肯搭把手，忘了本了，是个白眼狼。
没想到我们会在孩子学校门口重逢。那天我去送儿子上学，刚走到校门口，就看到春芬也站在校门口，她看到我脱口叫出我的名字。我看到春芬手里拎着一个印着机关单位标志的布包。岁月在她脸上刻下了痕迹，眼角有了细纹，但眼神里那股子劲儿还在。
“真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。”我走过去，心里有些激动。转眼几十年没见，有太多话想说。
可她的表情却有些奇怪，像是惊讶，又像是心里跟我隔着什么。她的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两秒，又赶紧移开，落在旁边的香樟树上。”是啊，真巧。”她的声音有些勉强，感觉隔着什么，不像发小重逢后的那种兴奋。
我们站在那里，一时没了话说。风吹过树叶，沙沙作响。我赶紧说：”我就在附近那个单位上班，这是我单位电话。”我指向学校对面的一个单位牌匾，又从包里掏出纸笔，写下电话号码递给她。
她接过纸条，叠了两下塞进口袋，看了看手表说：”哎呀，我得赶紧上班了，咱们抽空再聊哈。”说完匆匆摆摆手，转身就走，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，很快消失在人群里。
后来又在孩子的学校门口经常碰到都是匆匆打过招呼便分开。偶尔遇到她看上去心情大好时，她也会主动听下来，跟我说起同学们的事——谁开了公司，谁搬去了国外，谁的孩子考上了名牌大学。她说的时候眉飞色舞，眼睛亮晶晶的，像在说一件特别得意的事。
我记得她曾经跟我说过给班长写过信，班长没有回她。就顺口问，咱们班长陈喆找到没有？她笑着说，找到了，他在法国二十多年了，说到这里，她好像想起了什么，脸红起来，打岔说，咱们班男生基本都找到了，我们上次聚会他们还在计算女生男生生儿生女的比例呢！我就跟陈喆说，将来我把女儿送他那里帮忙照顾留学！
“你们经常聚会啊？”我忍不住问，语气里带着羡慕。毕业后各奔东西，我早就跟同学们断了联系。
“是啊，这他们隔三差五就招呼我聚聚，这帮男人！根本不天体谅我现在已经是拉家带口的人了，我每天下班还要带孩子，忙的要命。我不去都不行，一遍一遍的叫。”她好像很随意，很为难，好像是为了人情不得不参加聚会，说得那么无可奈何。
“那下次你们聚会，能不能叫上我？”我笑着说，“我想看看几十年后同学们都变成什么样了。”
她的笑容僵了一下，很快又恢复自然，指着校门口说：”你看，孩子们出来了，我得赶紧过去。”说完快步走向人群，再也没提聚会的事。
这样过了两年，我几乎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有参加同学聚会的机会了。
那天正在单位整理档案，电话突然响了。听筒里传来一个陌生又熟悉的声音：”是柳三吗？我是李敏啊！咱班的李敏！”
我愣了半天，才想起李敏是谁——那个当年坐在我前排的女生，扎着两个羊角辫，总爱回头借我的橡皮。
“我可算找到你了！”李敏的声音里满是兴奋，”咱班同学现在五十多人基本都联系上了。今年是百年校庆，老师都八十了，在外地和国外的同学也都答应回来，老师想搞个全班聚会，我折腾到长安街派出所，找到你妈那儿，才问到你的电话！”
“真的？！”我握着听筒毫不掩饰的兴奋起来，”你通知春芬没有？她也经常跟几个同学聚会，春芬说他们聚会特别频繁，她都有些吃不消，毕竟她工作忙，还带着孩子，上有老下有小的。她的聚会和你说的聚会是同一个聚会吗？”
“春芬？”李敏在那边顿了一下，”她每次聚会都来啊，就是我们一起啊！她还帮着找了好几个男生呢。我们每次都把新找到的同学联系方式告诉大家，还会向大家介绍一下找到同学的经历，同学们每次聚会都作为一个活动话题，聊起来，有些找同学的过程都特别有意思，比如我找你，你家都搬迁了，我去派出所打听，又走访了居委会，断断续续折腾了两个多月呢！”
我哈哈大笑，说：你怎么不问问春芬呢？我们几乎天天都能见面，因为我们俩的孩子在同一个学校，我们的单位距离也特别近！”
李敏半天没出声。
窗外的阳光透过树叶洒进来，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，像极了那年在西直门看到的向日葵花盘。
这次聚会定在一家国营饭店。李敏特意让我晚到十分钟，说要给大家一个惊喜。
我站在饭店门口，听见里面传来热闹的笑声，深吸了一口气。李敏出来拉着我的手走进包间时，喧闹声一下子停了。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看向我，有人喊出我的名字，有人拍着手笑，包间里又热闹起来。
我在人群里搜寻着春芬的身影。她坐在靠窗的位置，正跟旁边的同学说着什么，捂着嘴，哈哈的笑得那么开心。可当她的目光扫到我时，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。她像是被钉在椅子上，手里的茶杯停在半空，眼神里充满了尴尬和慌乱。几秒钟后，她猛地转过头，跟旁边的同学大声说着什么，声音大得有些不自然，笑容是那么夸张，眼睛却再也没往我这边看。
那顿饭我吃得有些心不在焉。同学们问起我的近况，我笑着回答，目光却总是不由自主地飘向春芬。
她始终没跟我说话，甚至刻意挪到离我最远的位置。散席时，大家互相留电话，交换地址，春芬却第一个站起来说要去接孩子，匆匆走了。
从那以后，我们又同学聚会过好几次。每次都是李敏通知我，每次春芬都在，却始终跟我保持着距离。我们会在同一个桌子上吃饭，会在同一个KTV里唱歌，却像是隔着一条看不见的河。
一次有同学在饭桌上问，“春芬你和柳三一个胡同，她们家拆迁时，你们家拆迁了吗？”我看向春芬，笑着说：“我家在胡同东口属于宗教事务委员会的占地，春芬你家那边是后来房管局负责吧？” 她点点头，保持着僵硬的微笑，迅速躲开我的目光。我本想问问她们家搬迁后去了哪里？也随着她的躲闪的目光，咽回到肚子里没再追问。
我在想春茹她为什么看到我会这么拧巴？
我坐在角落里，看着她熟练地给大家倒茶，听着她跟同学们表现出来的夸张的说笑，那表情从哪里见过？那么似曾相识？忽然让我想到了西直门，我终于明白了她那股子”拧巴”劲儿的根源了。
那个从大杂院里走出来的姑娘，拼了命想撕掉身上的标签，想融入她曾经仰望的世界。而我，或许就像一面镜子，总能照出她想藏起来的过去——那个会说脏话的丫头，那个在西直门门口忸怩不安的姑娘，那个跟我说着”男人很脏”的少女。
去年校庆，我们又聚在一块儿。席间有人拿出老照片，黑白照片上，春芬站在最后一排，歪着头，笑得没心没肺。”那时候春芬可野了，”李敏指着照片说，”谁敢欺负咱班女生，她第一个冲上去。”
春芬听后不自然的笑了笑，没说话。她的目光掠过照片，又轻轻落在我身上，那眼神里有太多复杂的情绪，像一潭深水，我怎么也看不透。
散场时，外面下起了小雨。我撑着伞走到公交站，看见春芬也在等车。我们隔着几步远，只是微微点头，谁都没说话，好像聚会时说的太多了都累了。一辆公交车来了，她向我看了一眼，笑笑上了车，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。车子开动的时候，她转过头，目光透过雨雾落在我身上，几秒钟后，又慢慢把头转了回去。
车窗外的雨越下越大，模糊了她的身影。我站在站牌下，看着公交车渐渐远去，突然想起那年夏天，她拉着我挤在公交车上，阳光透过车窗照在她脸上，她的睫毛上沾着细小的灰尘，像落了一层星星。
那时候的风，也是这么热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