九十年代的北京，空气里总飘着股说不清的味道——煤烟味混着国营厂食堂的白菜帮子香，偶尔还能撞见胡同里飘来的爆米花甜气。我所在的管理局办公楼里，那台宝贝疙瘩486电脑是全楼的焦点，银灰色的机箱摆在我所在的局长办公室秘书办公室最显眼的位置，每天开机的“嗡嗡”声响能盖过隔壁屋子的算盘声，这个只给我使用，说是要未来实现无纸办公。
八十年代初我刚从学校分到单位，需要在基层实习一到三年，需要基层的师傅和领导评估，才有可能到机关工作。
带我的王师傅是个快退休的老油条，总爱拿捏我这“大学生”，他认为我的未来有他的一句话决定。所以，交接班从来没准时过，明明是中午十二点的岗，他能磨磨蹭蹭晃到一点来，手里攥着个没啃完的肉包子，油乎乎的手指在值班本上划两下，嘴里嘟囔着：“小柳啊，这活儿不用太较真，听我的什么事儿都没有！”然后说，“我到后面洗洗手，都没来得及上个厕所……”之后就是再抽一支烟。有次他十二点半才来，我饿着肚子站在值班室里打转。
那会儿的饭馆哪像现在，胡同里的国营小吃部中午一点半准时关门，食堂的菜盆早就见底了。我揣着兜里的两毛钱，在院子里转悠半天，最后，找到食堂值班大师傅给我找个棒子面饼。实在饿急了，就着走廊尽头的自来水往下咽，噎得眼泪直流，喉咙里又凉又涩。正委屈着呢，抬头看见墙上“艰苦奋斗”的标语——红漆都掉了边，还是七十年代刷的——忽然就想起毛选里那句“困难是暂时的，而胜利是必然的”，嚼着馒头笑了，觉得自己这点委屈，跟书里写的长征比，实在算不得什么。
可麻烦总比棒子面饼渣来得密。领导看我不顺眼，大概是嫌我太“死性”。那时候各科室都在虚报业绩，总结盘点报废创收能怎么有利怎么写，产品出品的合格率从来都是能怎么隐瞒就怎么隐瞒，唯独我不懂变通。实事求是的做工作总结，数字报表中规中矩，还附上了建议整改的措施。在我心里，虚报瞒报最后损失的还是自己，发现问题，采取措施，解决问题，才有可能使各项工作稳步提高，我又拿出上学时候的那个认真劲头了。厂长在会上没点名，却敲着桌子说：“有些人啊，读书读傻了，不会通融，白学了文化！”
会后我听见办公室主任跟人嘀咕：“柳三那丫头，还不如个初中生懂事儿。你看人家销售科，报表编得花团锦簇，领导看着多高兴。”从那以后，穿小鞋成了家常便饭——我的考勤表总“不小心”少记半天，开会时我的座位总被安排在最角落，有次明明是隔壁科室弄错了报表数据，厂长却在大会上把账全算在我头上，说我“跟不上企业管理升级的步伐，创企业管理奖拿不下来，企业就没有希望，职工就没有钱花”开始了挑唆群众拉仇恨的节奏，话里话外都是我这个不知道深浅变通的人把大家福利搞黄了的意思。
那天散会，我满耳朵都是同事们的窃窃私语，后背像被针扎似的。那时候没手机可翻，也没地方躲着哭，办公室的电话是内线，打不了私人号码，连厕所都是公用的，哭都得憋着。下班后我坐在那台486电脑前，屏幕黑着，映出我红着眼圈的样子。忽然想起《矛盾论》里说的“抓住主要矛盾”，琢磨着领导的火气说到底是冲我“不懂事”来的——他要的不是精准的数据，是面子上的好看。可我偏不想改，心里憋着股劲：只要把工作干得挑不出错，再大的风浪也能扛过去。我甚至偷偷在日记本上写：等将来写小说，就把这号领导写成个跳梁小丑。
生孩子休完产假回来，日子更微妙了。我那会儿已经调到总部当业务助理，手里过的都是各部门的进出账，哪个部门夸大业绩，哪个部门虚报成本，数字里藏着多少猫腻，我门儿清。偏偏赶上办公室新旧领导更迭，原二把手张主任与新领导没有磨合过，新领导会不会继续启用他就微妙了，因此副手位置好几个人都在眼红窥视。
三把手老李是个爱搞小圈子的人，总穿着件不合身的西装，见人先搓手。他特想趁机把二把手挤下去，他可以以老人熟悉业务上位，所以他到处许愿谁接他的班，他当二把手之后提拔谁，这下勾起了贪心的那些同事跃跃欲试，期盼着老李把老张挤下台，大家就有机会受益。有天老李把我堵在楼梯间，压低声音问：“小柳，张主任是不是最近总找你要数据？他是不是想搞我？”我实事求是说没有。他对我的回答非常不满意，说，“我听说，前天在食堂你跟他坐在一个饭桌吃饭，他就没说我什么？”我心里腹诽，食堂那么大，饭桌随便坐，一个科室的自然而然坐在一起吃饭不正常吗？我说，“哦，不止我俩，还有同事一起吃。”老李忽然笑了，拍着我胳膊说：“你家孩子刚一岁吧？听说你妈来帮忙了？你家那老房子才二十平米，不宽敞，够住吗？我记得工会最近有批福利分房的名额，……”
我后脖颈子当时就冒了汗。想到他管着工会福利，这话里的威胁明明白白。可我不能无中生有，非要顺着他说，编出一堆瞎话，诬陷张主任啊，我没有多想，只是依旧谁问数据都按规矩来，该给谁给谁，不该给的谁说情都没用。
这下彻底把老李得罪了。他开始挑唆同事孤立我。茶水间里，原本见我就喊“柳姐”的同事们，见我进来就立马闭了嘴，转头聊孩子衣服的牌子；打印文件时，总有人“不小心”把我的纸张抽走几张，等我发现时，机器里早塞满了别人的材料；有回我抱着一摞报表经过大办公室，听见背后有人嘀咕“她就是太死板，不懂变通”，声音不大，却像冰锥似的扎心。
那天晚上我失眠了，抱着熟睡的孩子坐在床边，看着窗外的月光。那时候没朋友圈能发感慨，连倾诉都得找信得过的老姐妹。我翻出压在箱底的毛选，借着台灯的光看，忽然就看懂了“矛盾的普遍性”——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，有利益的地方就有争斗，这不是针对我，是人性常态。
想通了这点，反倒不觉得憋屈了。我照旧每天提前半小时到岗，做自己的事情；同事们不搭理我，我就把精力全放在搞质量管理上，琢磨着怎么把自己这一亩三分地的业务管理流程理顺。
那会儿没电脑软件辅助，我就用铅笔在草稿纸上画流程图，画了改，改了画，整整熬了三个晚上，愣是琢磨出个一套管理流程规范。并得到新领导的肯定，在全单位推广，新领导鼓励创新，为此给我发了奖金鼓励。
领奖金那天，我去国营商店给孩子买了罐进口奶粉，剩下的钱给我妈扯了块花布。回家路上，看见夕阳把厂门口的标语照得通红，忽然觉得那些刁难、委屈，都像被阳光晒化的冰，慢慢变成了滋养我的水。
现在回头看，那时候的日子是真难。没有智能手机刷信息解闷，委屈了只能对着日记本说话；没有社交软件能找人倾诉，想找人唠唠得提前三天打电话约时间；连电脑都慢得像蜗牛，打个报告都得等半天。可正是那本翻得卷了边的毛选，成了最实在的“定盘针”；那些被刁难的日子，成了最生动的“人性教材”。
后来我真的写了小说，把王师傅的拖延、厂长的虚荣、老李的算计都写了进去，好多老同事看了都说“像极了当年的谁谁谁”。其实他们不知道，正是那些年的磨练，让我学会了在复杂里抓本质，在委屈里找力量——就像毛选里说的，在复杂的事物发展过程中，总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，抓住了它，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。
那些年的阴影，就这么在一天天的琢磨和坚持里，慢慢被阳光晒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