昨天又梦见那个不认识的女孩子在那个破破烂烂的房子里，跪在一个深情严肃的老太太跟前，老太太一脸的悲伤，女孩子无辜的跪在那里抽泣……我心很塞，心口竟然憋醒了，又是那个梦，睁眼起来，半天无法再入眠。
梦里常重复这个画面，这个画面现实中我从来没有见过，我清楚这个梦其实是出自梓杰二十多年前与我的一次不经意的闲聊。
那是1998年的北京初秋，机关大院里的梧桐树落下第一片黄叶时，我第一次见到了梓杰。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衬衫，手里攥着个掉了漆的搪瓷缸，站在审计监察组办公室门口，额角沁着细密的汗。
“柳三师傅吧？我是梓杰，刚调过来的。”她的山西口音里带着点儿紧张，满脸堆着笑，有些不自主的强压紧张所表现的那种不自然的讪笑，在她脸上我竟然看到了高原红。
我那时刚从基层所历练回来，正憋着股年轻人的锐气，听这声”师傅”反倒愣了神儿——组织部刚通报过，这位可是咱们单位头一个揣着高级会计师证的审计师，年龄比我也大不少怎么倒反过来叫我师傅？
后来才知道，梓杰的履历里藏着段绕不开的路。1969年她跟着北京知青的队伍去了山西吕梁，在黄土坡上认识了同是知青的丈夫。两人在窑洞里结了婚，生了个女儿叫晓雅。原以为这辈子就守着那片贫瘠的土地过了，没承想1996年夏天，丈夫在煤矿事故里撒手人寰。
“我公公是咱们单位的老职工，出事后请单位领导与山西那边协调，提出条件，才把我和晓雅弄回北京。”梓杰第一次跟我聊起这些时，正对着审计报表上密密麻麻的数字出神。窗外的阳光斜斜地落在她鬓角的白发上，那几根刺眼的白，比报表上的赤字更让人心里发沉。
刚回北京那阵子，梓杰是真觉得日子有了盼头。公公婆婆住在东四的单位宿舍，两小居室收拾得窗明几净，公公婆婆各用一间，她们的到来让不宽敞的居室显得局促，婆婆安排她们娘俩在阳台放了一个沙发床，就这样被收留梓杰也非常知足了。
晓雅就进上了一所小学，每天背着崭新的书包出门时，高兴的不得了，孩子不知愁滋味，正是七岁八岁讨人嫌的年龄。梓杰在机关食堂打饭，总是省吃俭用，买最便宜的菜，周末有好吃的她会打在饭盒里，给公婆孩子改善生活。同事们都说：”老李家这媳妇，总算熬出头了。”
可生活的棱角，往往藏在柴米油盐里。
那年冬天来得早，晓雅放学回来总说手脚冻得发麻。梓杰想给孩子买双新棉鞋，婆婆却在饭桌上慢悠悠地说：”我们家晓雅爸爸从小就耐寒，光脚在雪地里跑都不喊冷。小孩子冻冻是好事儿，不能娇生惯养的。”梓杰没敢接话，低头扒拉着碗里的白菜，感觉那股寒意顺着桌腿爬上来，冻得人舌根发僵。
更让她难捱的是夜里。暖气本就不太热，梓杰和晓雅挤在阳台沙发床上睡，听着隔壁公公婆婆的咳嗽声此起彼伏，又冷又吵。有天凌晨，晓雅发起高烧，梓杰想请邻居帮忙叫找个三轮车，送孩子上医院。婆婆却隔着门喊：”小孩子发点烧怕什么？哪就那么金贵？”直到天快亮时，晓雅烧得开始说胡话，梓杰才咬着牙抱着孩子跑了三站地，冲进了急诊室。
“我那时总劝自己，老人家嘛，观念旧。”梓杰后来跟我讲起这些，手里的钢笔在报表上洇出个墨点，”他们把我们娘俩从山西接回来，已经是天大的恩情了。”
真正的裂痕，是在晓雅小学毕业那年冬天裂开的。那天梓杰加班到深夜，刚进屋就听见阳台传来压抑的哭声。晓雅趴在沙发床角，肩膀一抽一抽的，书包被扔在地上，拉链敞开着，露出半截皱巴巴的美术作业本。
“妈，老师说明天要带十二色的彩铅，我没有。”孩子的声音带着哭腔，像被雨打湿的羽毛，”我跟奶奶说，她说…她说让我跪下磕个头，就给我买。”
梓杰的心猛地一沉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攥住了。她蹲下身去摸女儿冻得冰凉的膝盖，摸到一片湿漉漉的水渍。晓雅抽噎着说：”我都给奶奶跪了，可是奶奶说钱不够，让我明天跟老师说忘带了。”
那天夜里，梓杰抱着女儿坐在冰冷的沙发床上，直到天边泛起鱼肚白。晓雅哭累了，睫毛上还挂着泪珠，嘴里喃喃着：”妈妈，我们能不能不在这里住了？”梓杰望着窗外光秃秃的老槐树，树杈间挂着的冰棱在晨光里闪着冷光，她突然想起丈夫生前总说的那句话：”亲情这东西，远观时总被距离晕染出动人光晕，可一旦贴近了过日子，便满眼都是被烟火熏染的鸡毛蒜皮。
它像幅水墨画，隔着朦胧烟雨看时，山是温润的黛，水是清浅的蓝，藏着说不尽的诗意；可真要走到画里去，才发现青石板上沾着泥，茅屋檐下挂着霜，那些被忽略的琐碎，才是日子本来的模样。距离给了想象留白的空间，让温情在思念里发酵得愈发醇厚；而朝夕相对却把滤镜磨成了透明，让所有的棱角与褶皱都无所遁形——不是亲情变了质，而是生活本就有两面，一面在远方的惦念里闪光，一面在近处的烟火里落地。”
转过年来，机关大院门口多了个修自行车的摊位。摊主是个沉默寡言的汉子，总是穿着件蓝色工装，手上常年沾着洗不掉的机油。没人知道他叫什么，大家都喊他”师傅”。
第一次在摊位前见到梓杰时，我正在给自行车打气。她站在摊旁，手里拎着个保温桶，把热气腾腾的包子递给那汉子。阳光落在她脸上，她笑得眼角堆起细纹，那笑容里没有了在办公室的拘谨，倒像开春的河水，慢慢漾开了暖意。
“柳三师傅，给你介绍下，这是我家老王。以后自行车有问题就找我家老王，他刚下岗，在这里摆个摊修自行车。”梓杰的语气自然得像说今天天气不错。
我愣在原地，手里的打气筒停在那里，有些尴尬，梓杰却比我还敞亮一点儿没有什么局促不安。周围路过的同事都露出惊愕的神色——高级会计师嫁给修自行车的？这在讲究门当户对的机关大院里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
后来有回审计组聚餐，有人借着酒意问梓杰：”你这条件，怎么也得找个干部吧？”梓杰正给大家分餐后水果，闻言笑了笑：”干部能帮我扛煤气罐吗？能帮晓雅修自行车链条吗？”她把一瓣橘子放进嘴里，慢慢嚼着说：”我年轻时候也觉得学历重要，可真到了过日子，才明白能在冬夜里给你递杯热水的人，比什么证书都金贵，过日子不需要学历。”
那天散席时，梓杰要去接晓雅放学，老王骑着辆半旧的二八大杠来接她。梓杰坐在后座上，手里拎着给女儿买的十二色彩铅，红色的塑料笔盒在夕阳下闪着亮。路过胡同口的杂货铺时，老王突然停下车，跑进去买了支糖葫芦，递到梓杰手里。
我站在机关大楼的台阶上，看着那辆载着两个人的自行车慢慢消失在暮色里，突然想起晓雅画的那幅画。那天审计组去晓雅学校搞共建，我在教室后墙的板报上看到一幅水彩画：歪歪扭扭的小房子前，站着三个手拉手的人，天空涂成了明亮的橘黄色，云朵是用十二种颜色叠起来的，像块撒满糖霜的蛋糕。
画的角落里歪歪斜斜地写着：”我的家。”
后来梓杰分了单位的福利房，就在离修车摊不远的家属院。每次路过那栋楼，总能看见阳台上晾着的衣裳，一半是洗得笔挺的蓝衬衫，一半是沾着机油的工装裤，在风里并排飘着，倒也生出种别样的和谐。
晓雅后来考上了中央美院，毕业那年办了个小型画展。开幕式上，她特意把那幅十二色的彩铅画挂在最显眼的位置。”这是我这辈子最珍贵的画。”晓雅站在画前说。
可是我却从此在梦里多了一个长跪不起的女孩的画面！
梓杰坐在台下，老王握着她的手，两人的指缝里，漏下细碎的阳光。我看着梓杰眼角的笑纹，突然明白她当年那句话的意思——生活从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题，有时候向现实低头，反而是为了让心能抬得更高。
就像那盒彩铅，十二种颜色混在一起，才能画出最温暖的人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