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情的后续，我是从其他领导那里“读”来的。
下午看现场时，我从陪同察看的县委办主任身上得知，张旭被拉到县公安局后，没有下车，而是在县局局长的陪同下，直接去了淮西第六医院
第六医院是唯一一家具有精神疾病诊治资格的三甲医院。张书记已经从省里请来了专家，参与会诊。
初步结论是，癫痫诱发的一过性躁狂症发作，导致他无法控制自己的言行，需要住院治疗。
县委办主任是县委书记的大管家，书记儿子出了这种事情，按说他也应该到医院帮忙。
但考虑到影响，也考虑到既定的陪同计划，书记让县委办主任按原计划陪我们调研，只派了个心腹跟随张旭，所有事情他亲自指挥调配。
三天后我见到了蔡小丽，知道了更多的细节。
当时蔡小丽受到了惊吓，一度语无伦次。她说奇怪的是，突然就听到了我的声音，“别怕，有我”！顿时心里就有了某种安慰，慢慢镇定下来。
更令她惊奇的是，她竟然能想到打110报警，过程说得还很有条理。可事后她看记录，都不记得自己说过那些话。
而这个接警记录，决定了对张旭这次事件的定性。
张书记的意思，希望蔡小丽把事情说到轻描淡写一些。两个人是多年好朋友，张旭恰好回颖左看望母亲，得知蔡小丽出差，前来探访。
就在此时，他癫痫发作，诱发了精神疾病，出现了不受自己控制的异常举动。
蔡小丽起初不同意这样说，“作伪证是犯法的，我不能从受害者变成犯法的人。”
很快就有蔡小丽的一个在当地工作的亲戚打电话说情，她认识的一位县报社领导也前来劝说，还拿来了十万块钱。
报社领导讲明了书记的难处，他只有这一个孩子，做错了事，希望她高抬贵手。
蔡小丽不得已改了口。
她对我说，“我本来想要二十万的，可我张不开那个嘴。”
她说即便不给这十万块钱，到最后她也会放他一马，当时的情形实在奇怪，如果他不是突发了精神疾病，正常人谁会那样做。
再说二人也算是交往一场，她倒真没想过为难他。
为此县公安局把整本接警记录重新抄了一遍，就为了修改这一天蔡小丽的通话记录。
当然这一天的接警录音莫名其妙地出现了“故障”，这是后话了。
蔡小丽说，自始至终，没人问她是不是见过李笑尘，可能是刻意回避这一话题。
所有的口供中，都不涉及张旭和城关派出所的瓜葛，也不涉及所谓“抓奸”之事，自然也跟你李笑尘没有任何关系了。
我也觉得，其实一查监控就能知道，我从她屋里出来之后，才发生的这些事情。
虽然不能证明我跟张旭发病有什么关系，但至少能证明，我可能是张旭到现场的真正原因。
但这些“证据”反而对张旭不利。人家说了，他是来“探望”老相识的，跟其他事无关。既然这样，自然就没有人提起与我有关的事了。
但不提不代表不存在。
张书记一定会对我印象深刻，也一定会心存疑惑，为什么每次儿子出事，都跟这个李笑尘有关？
提起当时的情景，蔡小丽仍然心存恐惧。这个人虽然心术不正，但过去的言行举止都是正常的，从未有过出格言行。
“怎么他突然会变成那个样子？”
我把她抱在怀中，安慰她说，“人吃五谷杂粮，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疾病。
“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到。
“都怪我了，他是奔着我来的，却连累了你。
“没事了，都过去了，咱们不都还好好的。
“希望他的病经过治疗之后，能够痊愈，好好过日子吧，别再纠缠我了。”
蔡小丽抽抽嗒嗒地哭着，说，“幸亏那天你也在，我想起你了，才不那么害怕。”
我说，“那就好，以后不管遇到啥事，不管跟谁做啥事，都想想我，肯定有莫大的好处。”
她捶了我一下，含着泪啐道，“你又贫嘴。”
几天后，京城来的记者陆续赶到，我和春梅陪的是文字记者，一男一女两个人。
春梅偷偷说，“这俩人挺般配哈，一个三十多，另一个也三十多。”
说罢眼皮一挑，暧昧地看了我一眼。
我说，“好好干活，这么多人盯着哪。”
这种赞歌似的报道最容易完成，记者出这种任务时也最惬意。
大部分的文稿其实事先我们已经提供，但现场采访仍必不可少，一来为了深入挖掘更生动的情节，二来她们也顺便验证地方提供的东西是否可靠。
蔡小丽也在现场，她必须随时满足人家的要求，实在不能现场答复的，也要记录在案，回头补上。
她给我发信息，说，“你跟马春梅有一腿吧？她看你的眼神不对劲。”
我犹豫了好长时间，要不要跟她说实话。她对我不设防，我要是有事对她瞒着藏着，感觉心里对不住她。
但春梅身份特殊，蔡小丽又交往广泛，虽然她不会专门出卖我，也不会对春梅有什么醋意，但我还是怕她无意间说漏了嘴。
想了想就不置可否，打了个马虎眼：“我正在打她的主意，你有没有好的建议？”
“你个大坏蛋，你敢！一滴都不能浪费，都给老娘留着！”
身边两个祸端，我只能谨言慎行，不敢越雷池一步。
马春梅倒没有料到，那个身材很好、风风火火的女记者，竟然跟我有如此深的渊源。
她还取笑我，“那个女的个头挺顺，你要不要撩一撩？”
但期间还是出了一个小插曲，也可以说是小意外。
官方提供的文稿中，有一个事情跟现实出入较大，上级来的女记者有些不太理解。
蔡小丽各种解释，各种暗示，对方都不为所动，非要再去村里一趟，跟村民当面再聊聊。
陪同的县政协副主席也察觉不妙，急得跟热锅蚂蚁一般。我悄悄捅捅她的胳肢窝，说道，“想办法上菜啊！”
她额头出的汗已经快把妆弄花了，也顾不得补，问我，“这么多人，怎么拿给她？”
我说，“东西给我，您别管了。事成了你请我吃大餐。”
很快一个鼓囊囊的档案袋装进了我的手提包里。我捏了捏，五万左右。
我对司机说，“走，去村里去。”
副主席不解，盯着我看，我给她使了个眼色，上了记者的车。
我拿出一瓶水递给她，说，“你们真是辛苦啊，一直以为你们十指不沾阳春水呢。”
她矜持地一笑，拒绝了我的水，从包里拿出一个精致的茶杯，竟然也是双层玻璃真空杯。
不过她的是小号的，上边印有单位名称，定制的。
她说，“这都还是轻的，去山里采访，步行过十里山路。”
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，车子在县道上颠簸，有种催眠的味道。
突然我就进入了她的脑海里，看到了她的所思所想。
不出意外，人家真没有借机索要钱物的想法。她只是单纯地负责任，不想在自己的署名文章中出现重大漏洞。
她也知道基层喜欢夸大其词，但她觉得，夸大要限制在一个“度”的范围之内，不能越过了她的底线。
我尝试着把一些话术推销给她，或者说，我把一些“道理”写在了她的脑子里，看看是否能变成她自己的想法。
我强调了基层之苦和乡镇之难，“上面千条线，下面一根针”。对于个人来说，工资低，任务重，还没有多少上升空间。
“一个正科级干部，一个月的工资才一千来块钱，去了吃喝，所剩无几。
“就这还拖欠了三个月的工资，有些干部连孩子的奶粉钱都没了，眼巴巴地盼着几个项目落地。
“只要有项目落地，省里的配套资金就能到位，大家的工资就能补齐。
“这次央媒的报道绝对是个利好消息，能帮地方树立好的形象，说不定就打动了那几家大集团，下决心投资落地。
“看起来他们是真不容易。我这么一个心底善良的人，做做好事吧。算了，不去看了。”
想到这里，我回归了元神。
我可以把思想灌输给她，但决定必须她自己来拿。否则她回过神来，会觉得莫名其妙，谁知道她会不会反悔。
我偷眼看去，她脸上的表情开始变幻，似乎在做什么思想斗争。一会儿看看手表，一会儿往窗外望去，一会低头沉思。
路边田野里，不少农民正在忙碌，似乎是在给庄稼施肥，也有人扯了管子在浇水。
司机说，“今年天一般，估计收成不好啊。
“看见那个变电站了吗？刚修好，钱还欠着人家呢。
“就快到了，大概还有两公里。”
女记者突然说，“师傅，不看了，咱们回去。”
转头对我说，“基层太难了，简直不可思议。你的工资什么时候能发下来？”